在批评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美联储(Fed)的“定量宽松”政策时，胡锦涛采取了一种很老套的做法。上世纪60年代，时任法国财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抱怨美元享有“过度特权”。美国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的回答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法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都渴望汇率稳定，但又厌恶其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创造多少美元、自己就买进多少的无限制承诺。两国都想对美国的政策说了算，但都失败了。这一次有可能会不同吗？答案是：不会。中国及其它大规模干预汇市的经济体有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展现对美元的不信任。1999年1月（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结束）至2010年10月，全球外汇储备增加额达到令人瞠目的7.45万亿美元。仅中国就增加了2.616万亿美元。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储备的确为持有国提供了缓冲，从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储备总额仅减少了4730亿美元（降幅为6%）。但随后，购买重新开始了：2009年2月至2010年10月，储备又增长了2.004万亿美元。
美元不是唯一的储备货币，但仍然是最重要的。2010年第三季度，全球储备中只有56%的配置组成是已知的。在这部分储备中，61%为美元资产，27%为欧元资产。中国不公布其储备构成，但美元资产肯定也在其中占了相当重的比例。
为何相对贫穷的国家会如此大规模地投资于全球最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低收益债务？特别是，为何中国要买进一个自己不信任其政策的国家的大量债务——平均每个中国人逾2000美元，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
答案是，这是中国努力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低位和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副产品。它不再是（如果曾经是的话）努力购买保障的结果：中国巨额储备创造的财富所面临的风险，无疑要高于一切保险收益。其它大规模干预汇市的经济体现在可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有没有一种看似可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够解决中国的困境？如果，比方说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世界打算回归传统的金本位，那么美国将遭遇黄金外流，被迫通过通缩来进行调整。中国可能更喜欢这样，尽管这对其出口没什么好处。但这一结果说明了，为何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自一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大国容忍过这种外部调整方法。美国不是爱沙尼亚。
那么将人民币转变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如何？在遥远的未来，这必然会发生。但若想朝着这个方向快速发展，就会给中国带来两个难题。首先，只有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这才有意义，但这样的话，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就会失灵。其次，一种货币若想成为全球性货币，就必须可自由兑换，可以在深度大且流通性好的金融市场上交易。那样一来，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外汇管制，放开金融体系。政府将无法再强迫中国民众持有大量低收益的银行存款。尤其是，中国政府将失去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控制来源：银行体系。这在短期内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但重点在于，中国无法既奉行重商主义战略，又不囤积长期价值难料的美元债务。这就是以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名字命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特里芬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在固定汇率体系中，储备供应国最终会（在货币融资前）出现基本收支赤字。正如胡锦涛所言，这必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停止以当前力度买入美元，同时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这肯定会带来调整问题。但这些调整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否则，中国最终会囤积更多储备，继续扭曲自身的金融体系，甚至可能失去货币控制权。现如今，随着通胀开始令人担忧，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的理由肯定也极其充分。
在胡锦涛访美之前的一次讲话中，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指出：“自2010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将重新开始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来，他们仅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3%。从表面上看，这相当于一年升值约6%，但实际升幅要大得多，因为中国的通胀率远高于美国。我们相信，顺应市场力量、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相信，中国会这样做，因为其它选择的代价会太高——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分析当然没错。但有证据表明，中国仍然只愿意保持非常缓慢的行动速度。这是个错误。我给胡锦涛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中国想摆脱可恶的美元的“专制”，那就请停止买进吧！(本文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
美国政府坐立不安 美元霸权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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