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前没有意识到，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中国妈妈是很有优越感的。华尔街(Wall Street)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银行家和经纪人也都是很有优越感的主儿。
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其发表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周末专栏文章中指出，中国父母，特别是中国妈妈一心要把孩子培养成成就斐然的学生和音乐家的做法，要优于西方国家Wii游戏优先的教育方法。该文在美国各地郊区引发了人们对子女教育的激烈讨论。
蔡美儿认为，让孩子远离玩伴，不许在外过夜，不玩电子游戏，不看电视节目，并且要求他们除了体育和戏剧两个科目外必须拿到第一名的成绩，才可以培养出“传统意义上成功的”孩子。
如果这种观点让你很不以为意，那说明你很可能不具备蔡美儿那种求全责备的个性，而且也应该不是一个坚定的华尔街信徒。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大型金融公司工作的那些人会做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合情理的事情。
跟蔡美儿这样的人培养出的孩子类似，华尔街的文化也是专注于自己“传统意义上成功”的品牌。这种成功的绝大部分，比如说90%，都和财富有关——拥有财富，炫耀财富，消费财富是自尊得到体现的标志。
和对中国孩子的要求一样，华尔街人仅仅做到还好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成为第一。正如蔡美儿曾经告诉她女儿的那样，如果他们不是第一或者不想成为第一，那么他们就是“废物”。如果一个未能胜任工作的银行家没有受到他或她老板的羞辱，你大可打包票，他们就要被竞争者淘汰出局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难怪竞争会如此地激烈，难怪当有人质疑他们的做法和薪酬时很多华尔街人会感到惊讶、变得好斗。说到底，薪酬不仅仅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尺规，更是优越感的一种体现。
让我们看看华尔街上的一些大人物，诸如私募股权巨头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
对他们来说，积累财富和权力是头等大事，但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职业目标的范畴。比如说戴蒙，他早先就认识到友谊并不是必需的。在1998年的时候，同在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工作的戴蒙与他的导师桑福德•“桑迪”•威尔(Sanford "Sandy" Weill)失和。这一事件让戴蒙感到震惊，并且让他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陷入了困境。
并不是说戴蒙现在没有朋友，而是他显然已经喜欢更多地去实施控制。人所共见，他在过去的两年来对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先是支持，后又反对，可能就是由于缺少玩伴造成的吧。
戴蒙并不是唯一的冷血银行家。你看到过克拉维斯笑吗？贝兰克梵除了在高盛做“上帝的工作”以外，他还有什么其他更高的信仰吗？总的说来，华尔街上最成功、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会狂热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他们全天候工作。他们会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赛和毕业典礼。他们是与孩子关系疏远的父母。他们为工作做出了牺牲；其他的一切则都好商量。
没错，戴蒙喜欢弹吉它，贝兰克梵支持纽约洋基队，卡拉维斯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他们都参与政治，但那不还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很多银行家打高尔夫球，那会使他们的人生更圆满吗？
生活富足还是与世隔绝
毫无疑问，所有金融界的精英都会对以下这个观点不屑一顾：他们不知为何不能像成绩超常的中国孩子那样平衡地发展；因为社交圈子的局限、运动技能不足或者仅仅是由于性情枯燥，他们错过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见过足够多的银行家，也读过足够多他们写的书，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通过财富和权力来证明自己。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呢？
我还赞成蔡美儿的另一个观点：将华尔街人概括为千人一面是太过笼统了。这正如她对“中国妈妈”的界定，考虑到中国有些地区存在的贫穷状况(以及只有一名学生会成为第一的现实)，蔡美儿提到的“中国妈妈”实际上应该只代表了美国父母当中极少一部分的人。
我发现大多数华尔街的专业人士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他们希望而且的确会抽空去看孩子的足球比赛，不愿意在孩子早上醒来之前就去上班或者等他们睡了以后才下班回家。如果这些需要他们付出加薪和晋升的代价，他们也会心甘情愿。
同很多中国孩子一样，他们不愿意每天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练习小提琴或者向潜在的客户打电话。一些人干脆把眼下的工作都放弃了。
几个月前，我曾经介绍过六位金融界人士，他们离开了大型金融机构，去了他们认为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不平衡的生活
不仅仅是华尔街人过着不平衡的生活。一些人天赋异禀，但却会把所有醒着的时间全部用来追求成功——在运动场、音乐厅，亦或是政治舞台、急诊室、厨房或是讲道坛，在你能想到的任何一个领域。
我认为这种狂热无可指摘，只要它是符合道义的。我们的文化当中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助长了华尔街这个成功学的品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但是说到底，不论是对于华尔街银行家，还是对于中国妈妈，将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价值观同自尊捆绑在一起的做法都是大可商榷的。
即使我们获得了成功，我们会成为更优越的人吗？再确切一点儿，它真的会让我们感到幸福吗？(David Weidner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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